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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忠 编辑
任志忠 ,1972年2月出生,祖籍陕西。1987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附中,1991年保送进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师从全山石、胡振宇、徐芒耀等油画名家。在油画名家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并掌握了传统写实油画的作画技巧和材料特性,对油画的历史和相关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梳理和钻研。从而获得了全面丰富的油画素养,并具有了坚实而严谨的油画基本功。199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2008年获教育部首届艺术硕士学位。2015年进入全山石油画创研班深造,2017年进入文化部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班深造。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基础部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作品多次在全国美术及油画大展中获奖并被国内外艺术机构和个人收藏。
中文名:任志忠
国籍:中国
民族:陕西
出生日期:1972年
毕业院校:中国美术学院
职业:大学教师、油画家
祖籍:陕西
2009年,作品《窗外阳光灿烂》获《全国十一届美展》浙江省展金奖;
2008年,作品《清风》获《拓展与融合——现代油画研究展》优秀奖;
2005年,作品获《形形色色—浙江省青年油画家邀请展》学术奖;
1999年,作品《升起的地平线》获《全国九届美展》优秀作品奖;
作品《怀抱》获《1999年迎接澳门回归艺术大展》优秀作品奖;
1994年,以优秀学生代表身份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并在“中国美术教育现状”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1993年,获首届“罗中立油画奖学金”;
人物作品
1996年,参加《罗中立油画奖学金获奖者联展》中国美术馆;
1997年,作品《潮》入选《中国青年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1999年,作品《生命之树》入选《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 中国美术馆;
作品《升起的地平线》获《全国九届美展》优秀作品奖 中国美术馆 上海展览馆;
作品《怀抱》获《1999年迎接澳门回归艺术大展》优秀作品奖 中国美术馆;
2002年,参加《进行时态—浙江青年油画家邀请展》上海美术馆;
作品《荷影》、《冬至》入选《中国第三届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作品《五月》入选《全国十届美展》中国美术馆 深圳美术馆;
2005年,参加《形形色色—浙江省青年油画家提名展》;
2006年,举办《任志忠油画作品展》多幅作品被艺术机构与个人收藏;
2008年,作品《清风》获《拓展与融合——现代油画研究展》优秀奖;
2009年,作品《窗外阳光灿烂》获《全国十一届美展》浙江省展金奖;
2010年,作品《画布上的静物》入选《现实.超越—2010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
2011年,作品《窗外阳光灿烂》入选《人文江南—吾土吾民系列油画》;
2012年,作品入选《三江两岸——中国油画名家邀请展》;
2013年,作品《清风》入选《视域江南——浙江油画作品展》;
8月,参加北京《万荷美术馆艺术节》;
9月,参加《悦色青黄——中国当代百位优秀中青年艺术家赴欧美艺术联展》;
9月,参加成都斯为美术馆《新经典·新具象——中国新经典画会2013年展》;
9月,参加北京美丽道国际艺术机构举办的《中国当代青年写实油画代表十人展》;
11月,参加北京保利博物馆《晚生代具象绘画——中国新经典画会2013年展》;
12月,参加《对话——中国.乌克兰油画艺术》;
12月11日,应法国美术家协会邀请,参加巴黎卢浮宫卡鲁塞尔厅举办的《2013年卢浮宫国际美术展》;
2014年,7月22日,参加《艺术的维度——中国保加利亚油画交流展》,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9月2日-9月7日,参加欧美艺术联展;
9月12日,参加《中国新经典画会年展2014·北京》,中国美术馆;
2015年,7月3日,参加《油画新生命作品展》,杭州画院美术馆;
7月12日,参加《“画布的维度”铁崧斋油画艺术沙龙邀请展》,杭州 铁崧斋;
9月5日, 参加《学院中国——油画名家邀请展》,杭州 西溪艺得美术馆;
9月25日,参加《时代领跑者》美术作品捐赠仪式,国家博物馆;
10月18日,参加《“江南梦韵”名家油画邀请展》,温州雅品轩油画艺术馆;
2016年,4月,参加“春色”中国油画名家作品巡回展,青岛赞一美术馆;
5月,参加2016当代中国具象绘画学术邀请展,杭州信雅达·三清上艺术中心;
7月,参加“延续经典”中国美院当代写实油画邀请展,杭州象山国际艺术区;
10月,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创作展,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7年,6月,参加首届“具象中国”27位油画家2017年展,北京1+1艺术中心;
风景作品
2015 年9月15日,与孙景刚、邬大勇先生共同创作的油画作品《时代领跑者》之二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014年,《时代领跑者-共和国英模》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016年,《遵义曙光》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017年,《先声-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被浙江省文联收藏;
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作品集》方全林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年《油画肖像范本》 任志忠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年《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作品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年《色调与表现》 任志忠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年《色彩的高度》 任志忠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作品集》 李翎、王效宓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丹心·丹青---浙江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览作品集
任志忠执守具象绘画的基本法则,以自己的视觉面对周围的事物,尤多关注环境中的自然植物。通过与自然植物的写生的对话过程,取得与自然与大地之间的联系。表现出一定的自然的诗意。任志忠还有长路要走,但这个关于人与自然的课题将会不断地受到关注和重视。1998年10月25日
(许江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艺术家、教育家、策展人)
视觉的姿态
杨参军 2012年6月10日
任志忠是一位对传统绘画执着的守卫者,他毫不讳言地承认绘画传统中有种品质深深地吸引着他——理想主义和经典情结。
他的视觉总离不开身边的人物,他的家人和孩子。他以一种细腻柔和的目光打量着他们,并努力营造着一种优雅和谐的意境。他身上的古典情结让他痴迷于典雅的写实语言,并在深入的刻画中传递出他对传统写实技艺的追求。他同时非常在意画面的切割和疏密的关系,大块平扫的笔触和深入刻画的形体间呈现出一种静谧之美。
任志忠试图营造自己的“古典精神”,这种古典精神在今天的时代中尤显难能可贵。但愿他能不断超越自身,进入更深层的视觉境域之中。
以绘画的方式相遇传统
任志忠影像
重温经典让我懂得有一种叫经典情结的审美趣味在历代绘画作品中传承——那是一种让视觉得到享受的单纯之美、依据自然重建画面的秩序之美、又是以绘画的方式赞扬生命尊严的庄严之美。
正是理主义想精神和经典情结让绘画穿越历史向我们走来,同时让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不至于茫然和无助。
正是怀着一颗对绘画的赤诚之心,怀着一颗对前辈大师的敬畏之心,让我放弃了追求简单绘画样式的想法,开始关注我身边的事物,关注自己的家人,关注这个看似平庸却又无限美好的现实生活。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尝试以平和而细腻的绘画手法表现家人和自己周围的生活。他们或在林间小憩,或在家中嬉戏,或在读书,或在思考。当他们以一个个熟悉的形象出现在画面时,我感到特别安心、特别踏实。所以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感情从指间汩汩流出,让爱我和我爱的人在画面定格,成为永恒的艺术形象。
毫无疑问,我喜爱绘画与我的性格有关,与我对生活的态度有关,与悠久的绘画历史和优秀的写实传统有关,还与那个人类不断积累出来的文化高度有关。
我以绘画的方式相遇传统。绘画让我懂得劳动和付出总有收获,生活让我明白爱与真情至善至美!
任志忠2011年1月写于杭州
《书画名家》杂志专访
学会继承是一种智慧
受访人:中国著名青年油画家任志忠
采访人:《书画名家》杂志主编朱天杰
采访地点:任志忠画室
采访时间:2011年10月18日晚7时
朱天杰:中国美院坐落在西湖边,每次来美院都要去西湖转转,这也让我想到七十多年前,林风眠把中国的第一所国立艺专选在西湖,并聘请一批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聚集在这里……当时的国立艺专听说是由一座名为罗苑的私家公园改造的,具体地址是在西湖哪个位置?
任志忠:早期办学时条件艰苦,但前辈们心怀以美术代宗教的崇高理想,不是对什么都可以迁就的,他们对学校的选址还是有讲究的。有一段时间在孤山,在平湖秋月后面的一座小山上,被西湖环绕,只有通过西泠桥才能过去。跟西湖的关系更紧密,与世隔绝。那个环境孕育出了林风眠这样的大师,只钻研艺术的大师。和后来有些美院的路子是非常不同的。
朱天杰:中国美院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油画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
任志忠:从本科教学这方面来说,实际上是一个两段式的教育。所谓两段式,就是一年级是基础部分,一年级是所有关于基础的训练。第二年进入工作室,直到毕业创作。是专业学习的第二阶段。从油画专业招生的情况来看,问题很多,不容乐观……
朱天杰:听说每年报考中国美院的学生要有好几万人。
任志忠:每年都达到七八万。不只在杭州考点,远到沈阳,南到长沙,西北部也会设考点,例如说兰州这些地方。应该说摊子铺的很大,但是生源质量却不是很好。
朱天杰:在这之前曾访过艺术学院的一些领导。他们对于当下的教育现状都不太满意,是因为教育体制存在着许多问题。你在美院执教,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任志忠:美术这一块的情况,大家基本都能看得比较清楚。体制的原因带来了一些令人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心态,老百姓的价值观等等,形成了一些很纠结、令人费解的现象。问题比较多。从专业教师的角度来讲,老的价值观在逐渐丧失……
朱天杰:作为老师。教书育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任志忠:对,牢骚归牢骚。一旦进入教室,面对学生,那就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毫无保留的。尤其是一线的老师,挨批少不了,奖励从来没份。他们教学很认真,也没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既然教书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老师肯定要把最佳的状态发挥出来,要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全部交给学生。
朱天杰:你作为基础部造型分部主任,教学任务一定很重吧?
任志忠:基本上每个学年就在二十周的样子。除了本科还有几个研究生。带了两届一共七个人。
朱天杰:你是哪一年带的研究生?
任志忠:我是从零九年开始的。这一届马上就要毕业了,正在进行毕业论文与毕业创作的辅导,这是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朱天杰: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是一个学习深化的过程。就专业而言,研究生的水平并不一定比本科生好,有些专业好的本科生由于外语、文化课的原因考不上研究生。通过教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任志忠:如果从对于艺术的理解的深入程度来说,肯定是研究生更加成熟。如果从绘画能力来说,研究生并没有优势。我每年都参加研究生的阅卷,考试的时候我也会到考场巡查。我认为研究生普遍的绘画能力还是让人担忧的,面对他们的作品你会感到这些人有可能在本科考试中都没有优势。普遍学历比以前高,绘画能力普遍比以前低。比如说现今博士的能力相当于以前硕士的能力,硕士的能力相当于过去本科生的能力,而本科的能力在我看来还不如附中的能力强。整体绘画能力下滑的现象,在全国是很普遍的。但硕士研究生在教育上的定位决定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研究生在进校的时候对艺术的相关问题比较敏感,有自己的关注点,是带着问题,带着思考来进行学习的。与本科还是有区别的,最后体现在创作上面,研究生的创作水准还是比本科要高的。
朱天杰:刚才我们谈了一些教学方面的话题,身为教师这也是绕不过的话题。我们杂志一直在关注你的。前年曾采访过你,这次来到杭州,到画室看你的作品,题材和创作手法没有变。这让我想到郭润文说的一句话“写实油画家在研究传统油画时所付出代价之高,是无法计算的”。
任志忠:从某些方面讲,写实画家是要练吸星大法的,那个被吸的目标就是传统。学会继承是一种智慧。从我画室这几张画能看出我整体风格的一个渐变。就是越来越写实,画的越来越深入。从零六年开始,我是在研究画面的构成与画面的节奏。通过作品实践来研究我们称之为绘画本体的东西——颜色、构图、节奏、点线面等等。是借助具象的题材来表达抽象的趣味。这是零五零六年的取向。因为我觉得在我本科的阶段,这方面是有欠缺的。到零七零八年的时候,又逐渐向写实回归,我对于画面与构成的研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持续,加入更多的抒情的具体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缘由,是在零八年的时候,我到欧洲进行考察,考察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朱天杰:我还能记得零八年我们曾通过一个电话,那时你在准备去欧洲,当时是作为访问学者去的吗?
任志忠:类似访问学者,住在法国的巴黎艺术城。是以私人访问的性质出去的。在具有悠久艺术历史的欧洲国家游历了一下,例如法国、荷兰、意大利这些国家。一圈看下来之后,发现他们的艺术传统很深厚,很多东西还是可以继续挖掘。尤其在荷兰看到维米尔的作品之后,还是很受启发的。
朱天杰:说到维米尔,最早还是看陈丹青写文章对他的推崇,后来我去荷兰看了他的作品,非常激动。
任志忠:凡是画画的人都是很喜爱维米尔的,有些人喜欢他的色彩,有些人喜欢他的构图,有些人喜欢他宁静而致远的画面气息,这些是绘画最诱人的东西。看了他的画之后,我认为有必要把自己先前的绘画再进一步挖掘。不仅仅停留在画面的点线面、色块,因为这些东西只要进行理性的分析、推敲,借助好的题材还是容易组织的。反而是那些来自现实生活的题材,如何进行艺术处理、取舍,让它既有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又具有艺术化的、抒情的、唯美的、崇高的画面气息。所以,我在往这个方面走。
朱天杰:维米尔的许多作品都和音乐、科学有关,这一点和他的前辈大师博鲁盖尔类似,他对热闹的市井、欢娱场景没有兴趣,尽管他幼年和父亲参加一些音乐表演活动,对此他谨慎的保持着距离。他的作品和谐、平衡、纯净与单纯。音乐在维米尔的世界中,是精英生活的一种体现,他作品题材表现的是生活化唯美的。
任志忠:对,是来自现实生活比较唯美的场景,他一般是取此类的题材。实际上,我们看绘画史,包括历史上的名作,很多都是这样的作品。例如我们刚才谈到的维米尔的作品,很多就是读信的,倒牛奶的,弹吉他,弹钢琴,非常优雅,类似像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反应他们生活起居的现实场景。它们来自生活,有世俗的气息,又高于生活,因为有取舍,提练的东西在里面。我在欧洲看到维米尔的作品不超过六张,卢浮宫有两张,一个是《纺织女》,一个是《地理学家》。在奥地利看到两张,其中一张是以写生的画家和他的模特为素材,画中的女人面向观众,头上带着橄榄枝,近处有幕布,地是方格子的地板。这张画画的非常完整,收藏在奥地利美术史博物馆。在荷兰看到了《倒牛奶的女仆》这张名作。在其他国家陆续又看到一两张。总体不超过六张,每张都很精彩。只可惜他去世早,留存的作品很少。我画自己的家人和熟悉的生活场景,有些就是受到他的影响。同时我选择这样的题材以及采用的绘画方式,与我一直以来对写实绘画的理解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我认为写实绘画中有两个东西打动了我:一个是理想主义的精神,一个是经典情节。有着两个东西,写实绘画才能不断的走向深入。
朱天杰:在维米尔作品中乐谱是作为“不可触及的音乐振动和声波”的记录方式,和画面的书籍、地图一样有意义。我一直认为绘画与人的生活状态,审美情趣是分不开的。
任志忠:是的。曾经有段时间,我也画过特别现实主义的题材,比如说参加青年美展的时候,画过深圳股市崩盘的场景,和如山的垃圾、都市楼群并置。还画过一些弱势群体,例如农民,并非说这个不好,它也有来自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但与我心中所认为绘画的崇高、唯美的东西相较之下还有一定的距离。
朱天杰:时下许多青年画家对学院派传统古典绘画不以为然,认为那是过时了。而理想主义精神和古典情节却成为你画画的支点,是出于怎样的一个思考?
任志忠:在上附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拉斐尔的作品,画的圣母与圣子。然后喜欢维拉斯凯兹的画,喜欢伦勃朗,喜欢维米尔,尤其喜欢维米尔。他们作品中透露出唯美崇高的气息让我非常着迷,从未对这个产生怀疑,现当代作品只是多元中的一元,传统绘画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再那里,不生不灭。绘画在每个时代都可以重新演绎,重新定位。素描作品我一直喜欢荷尔拜因的、丢勒的,他们的素描当中就有那种气息,非常纯净的优雅的气息。
朱天杰: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作品对你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时下很多人在追逐潮流,急于形成自己风格,你却始终坚持用写实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不为外界干扰。
任志忠:可以就我的画面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如果从绘画语言上找源头,很明显,我借鉴了传统绘画中的形与色的表现技法。色彩的参照是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例如威尼斯画派提香的作品。我在意大利看到了提香的原作,在那个时期,他们对于色彩的控制以及利用色彩对现实主义题材的表达,色彩的表现力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画面美奂绝伦。绘画史的发展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并且并非像书本上所记载的那样。比如色彩在印象派时期,我认为是色彩运用的一次退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印象派,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延续,这个流派只是在外光下,把色彩推敲的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反而丧失了唯美和崇高的气息。所以我觉得相对于二十世纪初的写实绘画而言,印象派的出现有些不合时宜。印象派的以及照相术的出现都过早,影响了我们称之为正统绘画的再发掘。实际上印象派时期在法国学院派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苗头与趋势,但被印象派完全给淹没了。
朱天杰:刚才从美术史的角度谈了你的看法。有关中国油画发展,靳尚谊先生说过:一个油画家首先要把油画最基本的事情解决了,才有可能谈发展,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就无从谈发展。
任志忠: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单独讨论形与色实际上已经有些形而上的意味了。有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没有解决,或者说还没有弄明白。比如说油画的底子、调色油等材料问题,这些基本材料的组合关系和它们基本的性能。底子与颜色如何结合,在上色的时候如何和油结合,什么时候用什么油,以及油的性能,很多人还是不懂。我这些年回过头再研究这些东西。放在我的床边每天都要看的一本书是德国的一个材料专家,马克思。多奈尔写的《欧洲传统绘画技法研究》。我重新在看他对于颜料的分析,对于油的分析,对于画布底子怎么样做最合理,这些看似平凡的问题,却让我深受启发。作为一个油画家,从一开始,绷布做底的时候就要注意,很多画家是不看重这个的。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画画好后卖给别人,三五年之后颜色发黑,十年之后开裂,十五年二十年之后脱落。这样的画家就是太不负责任了,就像小学生连最基本的加减乘除都没有学会,前面所说的造型和色彩已经是靠后面的问题了。这时再谈“创新”就显得非常滑稽了。看我们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在复制和模仿。如若用盗版光碟来比喻,我们实际上是买了盗版的盗版光碟。我们很多参考的依据与榜样很多是来自俄罗斯的,俄罗斯实际上是欧洲的盗版。有些学的好,成为了俄罗斯的大师。而有些二三流的画家来到中国却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朱天杰:五十年代初,出于中国的国情,中央美院聘请了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来中国教学。而马克西莫夫当时并不是苏联最好的画家。
任志忠:嗯,他在俄罗斯属于二流的画家。其画风也曾经在中国风行一时。对中国的教育还是有贡献的,国内的许多重要画家都曾在马训班受过训练。
朱天杰:你从美院附中到做教师一直在学院。在绘画上,基本还在延续学院体系在往下走。会不会担心有人会说你的画风保守?
任志忠:我不太关心别人说什么,也过了特别希望别人赞扬的年龄。
朱天杰:你现在处在一个最佳的创作时期。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持续不断的表现一个状态,从事艺术创作,作品非常干净,保有这种写实唯美的风格,这也是一个艺术家自信的表现。
任志忠:以前有个上海的画家,和一位老先生在争论的时候就提到:你们这代人是幸运的,从传统当中有继承。而我们这代人是痛苦的,我们喝的是有毒的奶。他提到的是六零后这代人。而作为七零后我们这一代,有些东西在逐渐的趋于完善。看问题也比较理性,看国外与看国内,我们都不再偏执。全面的看待问题,检讨得与失。我觉得中国绘画在七零后与八零后身上应该会有突破。可以大言不惭的说,七零后与六零后相较,技法上是有优势的,研究上更深入。我们所能借助的东西更多,例如我们能够借助的现代科技,借助文献,我们所能到达的边界比他们更宽广。例如西班牙有一个洛佩兹的画展,我们就可以办一个短期的签证飞去看。我们有的是未来,我们可以去拼搏。而老一辈的人在得失上会有更多的计较。
朱天杰:在学校出国的机会多么?
任志忠:机会还是很多的。作为交流一般三五年会有一次,但作为自己短期的旅游、参观展览,还是比较频繁的。
朱天杰:你现在手头的画有多少?
任志忠:自己手上大概有三十张到四十张。但更多的还是在外面,包括艺术机构,画廊和收藏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画还是自己保留的。
朱天杰:你把教学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创作,平时参加展览多不多?
任志忠:我会参加一些有学术水准和有份量的展览。例如全国美展,油画协会这类国家级的展览。省级的就比较少了。
朱天杰:除了绘画之外还有别的爱好吗,平时运动吗?
任志忠:喜欢运动,但不怎么坚持。平时比较喜欢把玩一些老东西,石雕、木雕之类的。
朱天杰:艺术家对于古玩和艺术品的收藏由来已久,很多大艺术家都是收藏家、鉴赏家,品赏、把玩艺术品有利于滋养画家的文化品格。
任志忠:对,虽然我画油画,但是对有些东西和画国画的人是相通的。从中能感受到历史的和文化的气息在其中。例如说这个石狮子,它的造型很优美。这是徽州明代的一个拴马桩,本来下面有一节柱子,只取了上面一块。它的雕刻技法很好。精致又不失大气。被风雨侵蚀的质感让人觉得很舒服。我每年带学生下乡写生,到徽州比较多。徽州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很发达的地方,它的木雕、砖雕、石雕精品很多。我陆续收了一些。
朱天杰:西安的画家都有收藏古玩的雅好,当然这与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关系,许多画家家里都有秦汉瓦当、唐代的陶马、陶俑和石雕,让人很羡慕。
任志忠:西安汉唐的东西很多很丰富,遍地秦砖汉瓦。说起来很有意思,以前我对老东西的认识停留在一个非常浅的层面,仅仅把它当做个古物,和艺术没有直接的关系。零八年在欧洲游历,在欧洲博物馆里看到许多中国过去的珍贵文物,才知道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与优秀传统。法国集美博物馆二层的中国馆藏有二三十个元青花落地大瓶,在国内任何一个都是国宝。汉代的彩俑有上百个,个个惟妙惟肖。这些东西一部分是战争原因而流失,更多的是他们的个人收藏。就像卢浮宫收藏的如此多的珍宝,得益于历代国王不断的收藏,延续了上百年的时间才积淀出一个卢浮宫。鲁本斯、戈雅、维拉斯凯兹、维米尔,我们所知晓的许多精品都在卢浮宫。就像陈丹青所说,这些艺术的精品藏在欧洲的博物馆不见得是坏事。这些文化珍品已经超越了国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想如果将来我们具备一定实力后,有些东西还是可以回来的。不是有些人不是正在购买欧洲回流的一些文物么?
朱天杰:今天的话题扯的有点远,但挺有收获的,不知你还有什么展览计划吗?
任志忠:有些计划要马上付诸实施,比如年底的西泠艺术品拍卖,拍卖公司希望我提供两件作品,并且和收藏家有更多的互动。有些就是比较长期的计划,比如三年之后的个展,就要着手准备。还有五年后出一本画册,作品和文字的整理也是比较繁琐的事情。
《焦点》杂志专访
任志忠与他的“生命之树”
——《焦点》杂志的一篇专访报导
“荧幕上传出周星驰标志性的怪笑,在空间狭小、空气污浊的“镭射录像厅”中,19岁的我已经坐在屏幕前,将《逃学威龙》这部香港电影看过三遍了。1991年的整个夏天,就是被我以这样一种百无聊赖方式消磨掉的。”任志忠在回忆自己的附中时光时这样说。
回到国美附中,他所在的学校,任志忠发现他的同学们正在“拼命的学习着专业课、文化课,准备着即将到来的考试。”与此同时,院墙之外,全国各地的最拔尖的艺术学子们,也都在向西湖边的象牙塔做最后的冲刺。
任志忠并非周星驰那样的“坏学生”,事实上,他已经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直接保送中国美院的资格。在同学们眼中,任志忠一直是好学生“典范中的典范”。自从1987年,他随着父亲从徐州到杭州旅游,偶然看到国美附中的招生信息,顺利考上了之后。任志忠便一直是学校中最为刻苦的学生之一,对艺术的敬仰与兴趣愈加浓厚。“那个时候,时常会为自己偶尔能甩出几笔貌似荷尔拜因的线条而高兴半天,同学之间也经常比试看谁的素描更具大师风范。”
他还记得在考前父亲对他所说过的话:“你喜欢画画,就去考一下吧。”在哪儿都背着画具的任志忠便去了。或许当时,他便隐隐感知:无论自己未来要面对的是焦虑还是澄静、空虚还是充实、痛苦还是幸福,都将与千年的西湖风物纠缠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师生澡堂
上世纪90年代初,油画系的画室。前来上课的是胡振宇与徐芒耀,指点完同学们的习作后,他们总是含额点首,神情儒雅地开始强调“传统油画的绘画技巧,特别注意形体塑造和解剖知识的理性运用。”
第二天,前来上课的是许江或是章晓明。他们则在画架前开始与学生们交流海德格尔和尼采,并就着他们的画面指导大家理解“视觉形式与知觉形式的内在关联。”不久的后来,他们所讲的这种关联开始与“具象表现主义”产生了化学作用,成为了如今学院教学的一种新方向。
而在这之后,前来上课的井士剑等老师们则开脆拿着大刷子在画布上“尽情”地刷着,籍此以表现自己内心的心象。他们的“如痴如狂”让学生们都觉得激动不已,也开始对“表现主义”有了一点朦胧的意识。
“那时候油画系还没有分科,许多的名师都轮番轰炸来教我们,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不像现在的工作室,一进去就像套在一个套子里面了,很难撑开。当然,这是一种教学新理念吧,不过就个人而言,我倒是更欣赏以前的模式。”十几年后的今天,任志忠在回忆与疏理起自己的大学生涯时,曾如是说道。
然而在大学的四年,任志忠却发现自己时常被“一种忙碌中略显空虚,期盼中略带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从宿舍到教室,再从教室到食堂,这三点一线成了我生活的主轴,关于绘画的记忆如今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这样的变化,甚至一度使他对绘画产生了怀疑:“那时的我们已经不再谈论架上绘画和写实传统,眼里全是叱咤艺坛的人物和类似创造发明的行为……”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校园之外,“物质主义”开始侵袭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急剧地改变着人们固有的世界观。曾经被视为高高在上的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而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观娱乐的角色,成为了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80年代所拥有的作为时代心灵最后港湾的理想主义,开始于短短数年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在这些名师都是绘画的忠实信徒,“他们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导我和我的同学要坚持画画,不要浮燥。”任志忠如是评价自己大学时的老师。
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并非只局限在课堂上。“那个时候,学校的澡堂,老师与学生是共用的。”“我也经常能够看到胡振宇与徐芒耀老师他们拿着纸笔去看学生们考试,发现好苗子便会将他们的名字与考号记下来,以便在评分后可以检查这些人有没有被漏掉。而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当时的学生们,甚至还将学校的一条路叫做徐芒耀大道,因为他每天总是在那条路上与人聊天。”在任志忠后来的回忆中觉得,当时的中国美院有一种充满了人性且温馨的氛围。
1994年,任志忠获得了首届“罗中立奖学金”。“那时候我拿它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拿3000块钱买了一部当时还算不错的相机。当时我家的房改房,要交2000块钱,我爸妈拿不出那笔钱。我帮他们交了那笔钱,还剩下很多生活费。那笔钱真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很大的忙。”
然而两年之后的1995年,任志忠大学毕业时却恍然发现,自己和“艺术家”这个名称已渐行渐远。”
三台山画室
从“武状元坊”向右走入“三台梦迹”,便进入了西子湖畔的三台山的境界之内。如今会被许多老杭州私定为杭州最美的地方,然而在十几年前的任志忠的眼中,却显得阴冷、拥挤而焦躁。
1998年,在三台山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内,任志忠吃饭、睡觉还有画画全都挤在这里。推开窗,眼前是一堵已经颓败的老墙,在斑驳的墙底,一丛芭蕉在角落里潮湿的生长。在老墙的周围,则是一些洼池,居民自刨的菜地,还有高低错落的破败小房子。
这时的任志忠已经在浙江省教育学院参加了工作,“上班、下班和各种繁杂的事务已经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绘画对我已经变成了隔三差五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在任志忠后来的学生严伟琪的眼中,对他这段时期的印象是:“当时他刚毕业,高高瘦瘦,年轻但稳重,俨然是青年才俊……毕业后我曾经去看过他,那时他刚到美院综合绘画系,孩子还小,他爱人抱着孩子在外面,他家在当时杭州师范的一个宿舍,大概50平米,外面是吃饭间,里面腾出一间大一点的画画,上面好像搭了个阁楼。他爱人后来回来了,很温柔的一个人,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岳母在带孩子,没地方住借同事的宿舍住旁边。”
事实上在毕业时,他选择了继续考研究生,希望可以继续自己的绘画理想。但没想到前后两次却都败在了英语这个“硬杠”上:第一次32分,第二次19分。他不好意思去找自己当年的恩师们。在很多时候,对于绘画的回忆也只能靠翻看那些自己经年所累积起来的画册来追溯。
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那是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在阴冷的租住房中翻看伦勃朗的画册,其中有一幅我看了许久。这幅作品画的是一位双手交叠的老者,目光从容地望着前方。有一束光自老者左上方投射下来,老者在光束的照射下显得苍老却很安详,背景幽暗深邃。那束光,我永远记得那束光,异常温暖,似乎可以融化世间所有的苦难和罪恶。多么悲悯的一幅作品啊!它在拯救贫病交加的伦勃朗的同时也拯救了一个彷徨的心灵。”
任志忠说,在这一刻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绘画是可以对心灵进行救赎和寄托的!我这几年的虚度不正是缺失了以绘画相寄托的心灵吗?我必须拿起画笔,必须重做绘画的信徒!”但重新拿起了画笔,要画什么呢?他久久地盯着窗前那株已经有着许多枯黄败叶的芭蕉。
这丛芭蕉一画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后的作品被命名为《生命之树》。他说:“很奇怪,其实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对这幅作品并不满意,但是却成了我第一幅卖出去的画。也有好几位老师对我说:‘我更喜欢你那个时候的作品,比现更有力度。’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回不去了。”
在任志忠的同事,当时的邻居曹晓阳印象中,他对着芭蕉画画的一年多时光则是另一番景象:“他凝视一个对象,然后慢慢的呈现,我觉得是非常古典的情怀。”他认为,或许正是西湖的风物与浙江油画的百年文脉在任志忠的潜意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的语境
新千年以来的十多年间,关注任志忠艺术探索的人都会发现。除了“荷塘风景”系列,他的家庭生活也成了他所表现的主要题材。
“与过去那种充满悲剧情绪的画面和生命马上就要枯萎的感觉不同,在这些充满着江南文人气的作品中,内中充盈着的是一种安逸、舒展,逐渐平和、自得其乐的意境。”一位长期关注任志忠的媒体人曾经这样描述任志忠的绘画转变。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事实上我自己也在想,但总是见仁见智吧。”任志忠说:“在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听的是摇滚,就像涅磐,还有枪花。而现在则喜欢听古筝、古琴、国外的则喜欢法国香颂这一类。有时候听听京剧,听听昆曲,也觉得满好听的。”
任志忠的这种转变,除了生活的逐渐安稳与年龄增长后的心境变迁外,与国内外频繁的学术交流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2008年,任志忠参观了法国吉美博物馆,“在二楼看到了中国的元青花,一排二三十个,很多都是一人高的,当时给我极大的震撼,就让我觉得在别处发现了自己国家非常好的东西。当时我便与同事一起在巴黎市区坐地铁到郊区,很远的一个跳蚤市场上去找一些中国的小瓷器。”
而自此之后,在他的同事们的眼中,开始发现任志忠已经有些着魔一样地“什么东西都买,每年学生下乡,到了安徽歙县,他总会到古董店转转,像木雕,砖雕,家具,玩件什么的,都会淘上一些。”
“我也不是很懂那些东西,但现在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些东西。比如说中国明代的家具,所传达出来的气息就非常人文,非常含蓄。它们都是细木家具,很细腻,很典雅,精工细作。让我体验到了那种经典的情怀,这对我的绘画,也是另外一种启发。”也就是在这时,任志忠也开始真正体验到了中国人用色的高明:“最高明的策略就是少用色,或者是不用色。一笔下去,墨分五彩,它那个讲的是微妙,不是外在色彩的力度。”
任志忠说:“以前我写过一些色彩方面的书,主要讲些色彩理论和用色方法。自己画东西也都是用大刷子刷。我现在开始用小笔在画,勾一些线,比如说在画一个女的穿一些纱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借鉴一些传统工笔的画法来画,再结合一些罩染技法。我就发现这和欧洲传统的技法不一样,然后和中国工笔的又不一样,有可能能够慢慢形成我自己的一个面貌。”
任志忠在艺术上的这种转变,在他的同事的张㻇的眼中,则觉得他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语境:“这是对古典的重新确认与认知,事实上这种经典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被淹没在了时代的洪流之中,不是有心人往往很难发现。”
历史总要还原一些真相
“你们这代人是幸运的,从传统当中有继承。而我们这代人是痛苦的,我们喝的是有毒的奶。另一方面,作为七零后的这一代,他们身处的时代在逐渐的趋于完善。看问题也比较理性,看国外与看国内都不再偏执。中国绘画在七零后与八零后身上应该会有突破。”一位上海画家在与一位老画家的争论中曾如是说道。
任志忠也认为:“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像我这样的七零后与六零后以及更早的相比,技法上是有优势的,在绘画语言的研究上也更深入。我们所能借助的东西更多,例如我们既能够借助历史文献,也能够借助现代科技。”
当然,作为一直在西子湖畔展开自己的艺术活动,又在这里继续向新生代的学子们传递艺术火种的任志忠而言,内心之中更多的是一种别样的情绪。在回忆起艺术先辈林风眠创校的艰辛时,任志忠说:“刚创立时的国立艺术院,坐落在现在的平湖秋月后面的一座小山上,那里被西湖环绕,只有通过西泠桥才能过去。她跟西湖的关系更紧密,几乎与世隔绝。那个环境孕育出了林风眠这样的大师,只钻研艺术的大师。”
事实上,从浙江油画百年文脉的传承来看,任志忠所走的路依然还是他的上一代,甚至上几代画家所开拓的道路。他的绘画选择与他的先辈们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内在呼应。
“绘画史的发展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并且并非像书本上所记载的那样。实际上印象派时期在法国学院里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苗头与趋势,但很不幸,它们被印象派完全给淹没了。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在重新给法国学院派定位,重新整理史料,重新研究他们。历史总要还原一些真相。”任志忠曾在一次采访中如是说道。
年轻岁月已去,跨入了不惑之年的任志忠,对于绘画的探索也早已有了自己自觉的考量:“写实画家要练的就是‘吸星大法’,这个目标其实就是传统。”但是在传统与继承之间却需要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正是一个艺术家对历史清醒的抉择,也是自身灵魂在画布上的搜索与跳跃。
人物作品赏析
《先声-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
《遵义曙光》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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